“要把調查看作吃飯一樣重要”

毛澤東一生對調查研究極其重視，把調查研究看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礎。1930年11月初，在准備第一次反“圍剿”的關鍵時刻，毛澤東行軍途中，見縫插針，在吉安城周邊作了一番專題調查，寫下了《東塘調查》《木口村調查》等調查名篇。后來，他將這些調查合編為《東塘等處調查》，並專門寫了一篇序言，足見其重視程度。

系統調查，為反“圍剿”作准備

1930年是全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迅速發展和不斷壯大的一年。同年夏，全國有大小十多塊革命根據地，紅軍發展到約10萬人。10月中旬，中原大戰結束后，蔣介石指令江西的第九路軍總指揮、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組織對紅一方面軍和贛西南蘇區的第一次大規模“圍剿”。

面對敵人大舉進攻的嚴重形勢，10月25日至30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羅坊召開聯席會議，確定了“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把主力紅軍開到贛江以東同敵軍作戰。

11月5日，毛澤東等率領紅1軍團從峽江渡過贛江。在行軍轉移途中，他專門抽出時間在吉安的東塘、大橋、李家坊、西逸亭四個村庄做了一番系統調查，看似隨機、簡略，實則針對性強、專題明確，調查細致、全面，與之前和隨后的調查具有一致性和連貫性。這年5月，毛澤東通過尋烏調查“下大力”了解富農問題﹔10月，通過興國調查深入了解各階級在土地斗爭中的表現﹔11月，通過東塘等處調查重點了解村鄉兩級蘇維埃的組織和運行情況。這些為反“圍剿”做好了充分准備。

調查涵蓋諸多重要內容

東塘等處調查范圍較大，涉及吉安、吉水兩縣的三區四鄉，調查專題主題明確，涵蓋基層蘇維埃、擴紅斗爭以及農村農民等方面內容。

村鄉蘇維埃組織活動情形。村、鄉蘇維埃政府是紅色政權的基層組織，政權精干，分工明確。村級蘇維埃政府一般是2至5個辦事人員不等。東塘村村政府設有主席、秘書兩人。李家坊村過去村政府有9個人辦事，精簡后保留了主席、秘書、土地兼糧食、交通兼火夫4人。西逸亭村村政府辦事人員5個。鄉級蘇維埃政府因管轄范圍大、人口多，辦事人員稍多一些，一般在十幾個。李家坊鄉政府原有辦事人員17個，后減到7人：主席、秘書、土地兼糧食、文化、婦女委員會主席、赤衛隊長兼火夫等。秘書的工作是“沒收委員”兼“下鄉宣傳擴大紅軍”，婦女委員的工作是下鄉組織勞動婦女當赤衛隊、慰勞隊、洗衣隊，宣傳男子去當紅軍。西逸亭村所在鄉政府有19人辦事，忙著分田、抗債、辦學校。

蘇區干部作風問題。村鄉兩級蘇維埃公務費用極為節省，蘇區干部自帶干糧去辦公的好作風普遍存在。東塘村村政府干部清廉，都吃自己的飯。李家坊村3人住政府辦公，吃公家的飯，土地兼糧食1人住在本人家裡，吃自己的飯。西逸亭村政府辦事人5個，均吃自己的飯，村政府不起火，有事集合（如開會）便吃村政府的飯。調查還發現，基層蘇維埃政府成員多是貧下中農和手工業者出身，不少蘇維埃主席還負債，群眾真正感受到蘇維埃是人民自己管理的政權。東塘村村政府秘書胡德順是貧農兼平民學校教員，還欠債三百串。李家坊鄉政府主席晏春文貧農出身，過去欠五百串錢債，先后賣過和送過兩個女兒。西逸亭村所屬鄉政府老主席劉全生和現主席王玉堂均是手工業者出身，木匠兼耕田。

土地分配情況。《贛西南土地法》規定，以鄉為單位，以原耕為基礎，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但是實際執行時，“普遍的以村為單位去分配，鄉為單位分配的很少”，這個問題很嚴重。東塘村，以村為單位分田，相比別村少分一些。大橋村，以村為單位老幼平均分，但是打的糧食均不夠吃。李家坊村（含三個小村）通過移田、余田等形式以自然村為單位平均分田二畝至三畝不等，徐源村按在家與出外、工人與農民區別分田，金壁村和周源村出外的不分田。西逸亭村所在鄉，田還沒有分好，以村為單位九村分了五村，但是分田不均，現在又要重新分田。

農民生活狀況。農民分得土地產糧普遍不夠吃，主要靠番薯等雜糧補充。除耕田外，家庭收入主要來源於兩方面：一是出外做工，如做木匠、篾匠、鐵匠、裁縫和染布，做小生意等，往吉安、贛州方向﹔二是婦女在家織布，由商人及富農地主供給農家洋紗，一件布另外落得二兩紗，農民穿衣就靠這，每月千二百文織工價做油鹽錢。也許是受到戰爭因素等影響，“現在布沒有多少織了，工也沒有多少做了”，外出務工的回來不少。蘇區教育還很落后，一些地方學校沒有辦起來。

擴紅斗爭形勢。土地革命深入開展后，廣大農民經濟上分得土地、政治上翻了身，保衛革命果實參軍參戰的熱情高漲。大橋村所屬鄉政府招募紅軍志願兵，“去了十八人，都是自願的”。李家坊鄉政府“先后共去了七十九個人當紅軍，都是鼓動去的。但最后一批四十六人中，有四五個人哭著不願去，是勉強去的”。西逸亭村所屬儒坊區“到紅軍當兵的七十多人，少先隊去的佔四十多人，皆十幾歲的青年，勇敢得很”。同時，打擊與鎮壓反革命分子也是保衛蘇維埃政權的一項重要斗爭任務。紅軍攻下吉安后，李家坊鄉將反動守衛隊的正、副隊長，秘書及1個排長共4人捕獲鎮壓，但隊兵“均未殺，准他們參加革命”﹔西逸亭村所屬鄉“捉獲本鄉反動派二十幾個，殺了六個厲害的”，其余的罰款或解往上級。

領導干部專題調查的光輝典范

《東塘等處調查》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運動深入發展時期的社會調查，也是在反擊國民黨軍隊對根據地第一次“圍剿”准備階段的一次專題社會調查，其調查成果豐碩、歷史價值深遠。

《東塘等處調查》使蘇區土地分配的真實情形得以摸清，進一步推動了上級土地政策的有效貫徹落實。上級政府頒布的土地法是以鄉為單位去分配，但實際情形普遍的是以村為單位分配土地，鄉為單位分配的很少，毛澤東指出“這種利於富農不利貧農的分配法，是應該改變的”。緊接著一周內，毛澤東利用參加贛西行委擴大會議、江西省行委擴大會議對參會人員作了進一步調查，完成《分青和出租問題》等報告，具體指出以村為單位分田的弊病。經過實踐比較，大家“都認為以鄉為單位分配比較適當”，好處多，毛澤東的意見是正確的。各根據地遂統一了分田方法。

在東塘等四處的調查中，毛澤東了解到，村鄉兩級蘇維埃組織健全、職責明確，沒有出現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現象，能夠比較好地貫徹落實黨的方針政策。例如，秘書和婦女委員會擔負起宣傳的任務，“用鼓動說服方式猛烈擴大紅軍后備軍”，下鄉組織勞動婦女當赤衛隊，當慰勞隊，當洗衣隊等等﹔土地部和糧食部忙著分田分谷抗債，蘇區干部堅持廉潔奉公、厲行節約的好作風，深得群眾擁護和支持。此外，毛澤東在東塘等處調查過程中留下大量詳盡的調查筆錄和他自己整理的調查報告，這是我們黨的一筆寶貴財富。這不僅在當時為黨和紅軍了解農村和城鎮的情況，研究革命斗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豐富、翔實的第一手材料和重要依據，而且為后人研究中國農村和城鎮的經濟、政治和各種社會狀況，為當今的黨風廉政建設，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和示范指導價值。

（摘編自《世紀風採》2025年第12期彭月才/文）